编者按

　　医路漫漫，修医德，行仁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务工作者以文道事，以声递情，共享医患温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法务部

　　那是我轮转普通外科的时候。她是我负责的众多病人中的一个。来病房的时候她是被儿子和儿媳用轮椅推进来的，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毫无生机的脸庞，脸色黄得有些发绿。

　　她得的是一种叫胰腺癌的疾病，胰腺头部的肿瘤压迫到了胆总管，胆汁无法排泄，郁积在肝内，时间久了人的皮肤、眼睛就会发黄，医学上叫梗阻性黄疸。如果不解除梗阻的话，生命的时日屈指可算，而且胰腺癌本身就是恶性肿瘤里面最狠的角色，号称“癌症之王”，就算是通过手术治疗，能挺过1年的概率也不到50%，而术后5年生存率不到10%。

　　她明显已经病入膏肓，经过系统评估以后我们发现她已经丧失了手术机会。她的胆红素、转氨酶等肝功能的各项指标都已经爆表。我极其惊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病绝对不是刚发现，怎么会拖到这地步。

　　宋海峰（左一）开展日常查房工作

　　后来从他儿子那里了解到，她3个月前就已经出现了皮肤黄染，只是怕影响孩子工作，怕给儿子添麻烦，一直瞒着，她自己只是随便看看中医，吃些草药，后来越来越厉害，才被家里亲戚发现告诉了儿子，强行送医。

　　经过查房，目前唯一能稍微挽留一下她的生命的办法只有引流胆汁一条路，于是我陪她做了PTBD（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即从皮肤上穿个引流管到胆管里面，把胆汁引流到外面），陪她的还有她手腕上儿子求来的红丝绳和衣服口袋里开过光的护身符。

　　引流后的日子里我不断盯着她的指标，希望能好一些，再好一些。然而疾病太久了，她的各个脏器受损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她的儿子、儿媳每天都陪在她身边。她的一家人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非常和气的家属。我们都知道，她不会好起来了。我听见无数次她和儿子说起这次病好了以后怎样怎样，她们要去哪里哪里，她们要去拜访谁谁。每说一句话，仿佛她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天气清朗的春日午后，每个忙于工作的人心里可能都有一股想走出去呼吸的冲动。她儿子来办公室，兴奋地告诉我说她母亲今天状态特别好，吃了不少东西，说了不少话，她说她想出去走走。我跑到病房，望着半靠在床头的她，像一个小朋友似得哀求着我，眼光里满是期待，我可以看到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一缕希冀的光芒。

　　我很想让她儿子推她出去走走，但早上糟糕的化验指标这时却又涌上我的脑海。我拒绝了她，说道，今天您的指标比之前好，您再坚持下，等情况稳定下，咱们就出去逛逛，千万不要功亏一篑。走出病房，我跟她儿子说，病人现在的情况不乐观，出去一旦出现意外就麻烦了，所以不建议推她出去。

　　他儿子没有坚持。其实，我是有私心的。尽管她儿子了解病情，能接受自己母亲不久人世的事实，而我，只是怕她在外面出意外，会给自己给科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是一个雨天，外面阴云密布，淋漓的雨声和潮湿的水汽让人心烦。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噼噼啪啪的键盘声。护士突然呼我，3床不好！尽管我料到这一刻迟早会到来，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我知道她真的不会有机会再见到外面的春天了。我冲到她面前，看着心电监护上的指标一点点变坏（她的儿子很早就签了放弃一切抢救措施的同意书），她呼吸越来越长，声音越来越粗，我看着她浮肿的身躯，看着她眼睛中的光芒一点点淡去，着她一点点离开了。后来她儿子轻轻给我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大夫，这些日子麻烦您了。

　　我有些悔恨和懊恼，为什么当时我要拒绝她！拒绝一个临终之人再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愿望。她走了，带着对美好的留恋，带着一个小小的对阳光的愿望。而我本能满足她，帮助她，可最后却残忍拒绝了她，剥夺了她再看一眼这春天的权利。她走了，走的时候身上插着管子，身上接着密密麻麻的电极片，胳膊上、脖子上是各种输液通路。她走的时候，连最后一缕阳光都没得到。

　　医学技术在发展，医学人文却在倒退。医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先进，但患者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不满。医生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努力工作，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受爱戴。

　　我问自己，如果这样的场景再发生一次，我是否可以稍微冒一些险,去满足她最后的小小心愿呢? 答案是，我会。

　　对患者而言，生命中每时每刻都是宝贵的。我们不应该剥夺他们与这个世界再深刻联系的权利。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需要学会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医疗安全及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患者合理的要求，包括生命最后一刻的心愿。这既是人性的体现，也是我们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核。

　　最后，生死有命，但愿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带走一缕阳光，带走一丝温暖。